第一次見到克勞德(Claude)與方思華(Francois)是在我和小包的台灣婚禮前,他們從法國飛到台灣,先參加婚禮,再跟著我們組的觀光團遊台灣一週.
這一團浩浩蕩蕩有一整台遊覽車的西方人,除了小包爸媽兄嫂和親戚,比利時來的巴斯卡一家人,和我一個華裔的澳洲女友,剩下的都是小包爸媽的朋友. 這些包爸媽的朋友都是一對一對,我之前完全沒有見過,只聽過幾個名字,突然一下子冒出這麼多外國長輩級的夫妻,我實在記不住誰是誰,名字和臉對不起來,也不知道誰和誰是一對,加上整團人集體行動,單獨相處談話的機會並不多,所以環島一週後我可以清楚的叫出名字,知道對方另一半是誰的還是寥寥可數. 唯一一對我不會認錯的就是克勞德與方思華,不過那是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男人.
坦白說,我知道他們的名字,記得他們的臉孔,但是到現在都還分不清楚哪一個是克勞德,哪一個是方思華,小包和包爸媽提到他們,都是克勞德與方思華,在我的感覺裡,他們是一個單位,我大概永遠沒有辦法分辨這兩個人.
第一次聽小包提到他爸媽有一對同志朋友時,我非常的驚訝,因為包爸媽是比較傳統保守的法國中產階級夫妻,朋友不是同學鄰居就是工作上有來往的人,而且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交情. 在他們年輕的那個年代,法國的天主教社會對同志的接納度很低,大部分的同志都選擇隱藏自己的性向,很難想像包爸媽會和出櫃的同志走在一起. 我好奇追問,小包才簡單的告訴我這段故事:
包爸包媽年輕時曾住在德國 - 包媽為了成為德文老師去進修,包爸申請去同一個城市服兵役(當年法國男人也要當兵),憑著他藥師的資格在軍營裡任職 - 就在這段時間,包爸在軍中認識了專業是獸醫的方思華,兩人成為好友,方思華常常到包家吃晚餐,也和包媽熟識. 後來包爸媽在德國生下包哥後搬回法國,有一段時間與方思華斷了聯繫. 某日他們收到一封方思華的來信,他在信中坦承自己的性向,提到他遇見一個叫克勞德的男人,兩個人決定不顧外界眼光共同生活. 他誠懇的像包爸媽致歉,沒有早一點當面向他們坦白,而今他們為人父母,倘若他們覺得同性戀是不好的影響,他不是他們想要來往的朋友,決定從此不再與他聯繫,他完全可以理解,他會不帶怨恨的默默離開. 然而,如果有那麼百分之零點零一的機會,他們願意試著接納他,他這一輩子都會心存感謝,更加珍惜這段友誼.
我不知道包爸包媽讀完這封信後有什麼反應,心裡怎麼想,有沒有價值觀的掙扎,小包沒有問過細節,只知道後來他們回了信,請方思華帶克勞德來家裡吃飯,剩下的故事就如我們所知 - 他和哥哥的成長過程中,克勞德與方思華與他們家一直有往來,他和哥哥很早就知道他們是一對同志伴侶,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對兩位長輩的尊重與友好.
四年多前,我們有了自己的家後,克勞德與方思華剛好來倫敦旅遊,我們邀請他們來住客房,他們客氣的婉拒,但很樂意的接受晚餐之約. 那天晚上,他們坐在我們的客廳裡喝著紅酒,看著窗外Canary Wharf林立的金融大樓夜景,很浪漫的把這個景觀稱作"Little Manhattan"(小曼哈頓). 從此以後,這個暱稱就一直跟著我們家,每回對來客介紹我們窗外的小曼哈頓,我都會想到他們兩個人.
幾個星期前一個晚上,小包在晚餐桌上突然問我記不記得克勞德與方思華. "當然記得",我說,雖然我想起他們來,總是不確定哪個名字對哪張臉.
"我爸今天跟我說克勞德過世了."
我很驚訝的搜索記憶裡的兩張臉,都是溫文儒雅,六十出頭的初老模樣,沒有印象誰為病痛所擾. "怎麼會呢?"
"癌症. 發現到過世不到一年."
"那方思華還好嗎?"
"一定是很難過,不過我爸說他看起來還好. 我們去巴黎時,我爸媽會請他來吃飯."
兩星期後巴黎的傍晚,包爸包媽在路上耽擱還沒回來,只有我和睡著的尼可拉在他們的小套房裡,方思華比約好的早到,我幫他開門,他很抱歉的說自己比預計的早到,外頭又冷,只好碰碰運氣看有沒有人在家. 我請他進來坐下,用不甚流利的法文向他表示對克勞德的驟逝感到遺憾,陪他閒聊到包爸包媽回來. 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和方思華相處,他就像個慈祥的長者,容忍我的錯誤文法和詞不達意. 我其實很想告訴他,我很佩服他和克勞德在那個保守年代勇敢相愛的勇氣,也為他們至死不渝的相守深深感動,但是我怕交淺言深會失禮,只能默默的在心裡這麼想.
在這個年代,大部分的文明社會已經可以接受同性戀和同性婚姻,然而還是有人對他們另眼相看,害怕排擠,甚至把他們妖魔化,譴責他們背離社會倫理和宗教信仰等等. 我不知道這些恐同反同的人到底在恐懼什麼反對什麼,但是從克勞德和方思華身上,我看到的就只不過是兩個相愛的人決定攜手走一生,和世上所有一男一女的結合一樣. 只不過因為生理上的限制,他們沒有孩子,一直就是兩個人相伴. 而今克勞德驟逝,留下方思華一個人,我想他在寒冷的深夜裡獨自回到一度和克勞德共享的小公寓,屋裡必定是令人心痛的寂靜.
在歐洲十幾年來,我從與不同人種和性向的人們相處中學習包容與接納. 我的同志朋友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,他們追求的也是穩定的生活,長期的伴侶,和溫暖的家庭. 葡萄牙朋友達瑞擁有倫敦帝國理工大學博士,回里斯本工作幾年後到上海念MBA,現在和中國男友在上海生活. 多年前和我在眼鏡公司共事的帥哥小弟Ryan,回到澳洲後如他所願的去念大學,當年我以為他只是想有個大學學歷,沒想到他一路念到博士. 女同志伴侶Fanny與Sabine,用同一個捐精者的精子生了一對同父同母的兄弟,兩個媽媽兩個兒子,一家四口幸福的生活在柏林.
那些討厭恐懼甚至厭惡同志的人們,用各式各樣的藉口掩飾自己不理性的情緒,試圖把同志污名和邊緣化,這樣的成見把他們侷限在牢籠裡,別人進不去,他們也出不來. 一個人的性傾向是關上房門後的私事,只要不做出傷天害理的事,別人實在無從置喙,罔論以此判定一個人的人格和品行. 我希望我的孩子從小知道有些人和大多數人不一樣,有些家庭和傳統的定義不同. 我不怕他們在父母交友圈中有同志的環境下成長,我知道這樣會讓他們有更開闊的心胸. 有人會說:"妳不怕小孩也變同志?" 怕,我當然怕! 但是怕的不是我的小孩是同志,而是怕他們在一個充滿歧視的環境裡生活,會比異性戀的人辛苦得多. 這就是為什麼克勞德與方思華的故事非常令我感動,並且在克勞德走後把它寫出來,聊表對他們兩人的敬意,也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像包爸包媽那樣教導孩子接納異己的父母.
那一晚,我終於把方思華的名字和臉對在一起,失去克勞德的他臉上的孤單和落寞,我深深的印在心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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